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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寻中国叙事传统的“龙头”

2000-05-25 来源:生活时报 夏汉宁 我有话说

或许我们对先民的口舌言事传事,对他们的“结绳而治”、“刻木为契”,对于甲骨文、金文,已经有过种种的阐释和考证——民俗学的、文字学的、历史学的、社会学的、文学的、政治经济学的……。但是,以叙事学的眼光来阐释先民们对叙事传统的缔创,却是罕见的。

傅修延所著《先秦叙事研究》,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叙事传统的源头——先秦,这种正本清源的研究,无疑是抓住了中国叙事传统的“龙头”。于是,在鸿蒙初辟的时期,我们了解了先民对叙事工具的探寻,结绳、刻契和图画,这些原始的记事工具,既反映了先民记事意识的觉醒,又表现出先民原始的记事手段和蹒跚的记事历程。寻着这一线索考察,我们又看到了甲骨问事与青铜铭事这两类特殊的叙事形态,作为叙事的物质载体,甲骨问事和青铜铭事虽然都有很大的局限,但是,它们在中国古代叙事传统形成中,又具有特殊的意义,对此,傅修延先生作了详细地论证和高度概括。他认为,甲骨问事虽然只是一种卜问,而且与通常意义上的叙事尚有一定的距离,但是,作者正是从这种最初的文字叙事中,看到了它对后世叙事深远的影响,看到了它在中国叙事史上的意义,这就是:“第一,赋予叙事高度的严肃性乃至神圣性;第二,创立了一种能够容纳基本叙事因素的文字组织形式,为书面形态的叙事提供了发展基础;第三,带来了一种简练经济的叙事风格;第四,开启了一种从问答导入正文的叙事程式。”而对于青铜铭事,作者认为,“与殷商卜辞相比,西周铭文在叙事上有很大进步”,这主要表现在:“第一,铭文的叙事性大为增强,在铭文中出现了正式的叙事文体;第二,铭文扩大了叙事的规模,提供了比卜辞更多的事件信息;第三,铭文中虚构性因素隐约出现,文学性叙事开始萌芽;第四,铭文中叙事要素逐渐告别朦胧,对时间空间的表述趋于规范和清晰;第五,铭文中记言艺术有突出的发展,重视记言的传统在青铜铭事中得到进一步加强。”这种从叙事学的角度,来审视远古的文明,自然是别开生面,而且其中不乏新见。

傅修延先生也并未将研究定格于此,而是向下继续延伸,于是,《易经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山海经》、《尚书》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以及诸子之文等典籍,都成了他考察的对象。也正是在这种扎实研究的基础上,在对大量典籍归纳梳理的前提下,作者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——中国叙事传统形成于先秦时期。

这个结论的得出,不仅理清了中国叙事传统的源头,而且对于中国叙事史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贡献。《先秦叙事研究》在注重实证研究的同时,又不为其所囿,大胆导入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和观念,并以此来观照中国古代文化,从而为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。近十多年来,关于叙事研究的理论探讨已十分活跃,关于中国古代叙事的“个案”研究成果也为数不少,如对中国古代小说、戏剧等研究,就有许多见解新颖的论著问世。但是,对中国古代叙事传统的整体研究,其成果却不多见。因此,《先秦叙事研究》的出现,或许能将人们的目光移向中国叙事史研究,并使之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热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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